戴笠之死:部下用情妇色诱在座机上安放炸弹

10-10 来源:奇幻世界 编辑:茉莉花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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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习惯独裁专权的蒋介石看来,戴笠的势力已越来越大了。自己养虎遗患,若不及时“削藩”,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,制造一个天衣无缝的“自然”发生的事件,让隐患彻底消除,是完全合乎蒋介石的品性和破除圈子的惯用手段的。

不过,从戴笠坠机而亡的事实来看,尚无有力的证据证明此乃蒋介石的“削藩”之举。可能,早已自感“早晚会死在委员长之手”的戴笠,在蒋介石尚未动手之时,就已经先死了。

那么,除了蒋介石之外,还有谁要置戴笠于死地呢?

马汉三谋杀说认为:戴笠是被自己的部下、得力干将、亲信马汉三所谋杀的。

不为别的,只为一把九龙宝剑。

说来话长。早在东陵大盗孙殿英掘坟挖墓后不久,这把从乾隆墓中盗得的国宝——九龙宝剑就到了戴笠手中。原来,一时成为社会舆论声讨对象的孙殿英想通过戴笠把此剑献给蒋介石,以求逃避罪责。戴笠既不想为孙殿英开脱,又不愿此独一无二的宝剑落到他人之手,也不想背负私藏国宝的恶名,故而先将宝剑交亲信部下马汉三保管。并言明,以后待机再收回。不想,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被日本特务抓捕。为保命,他主动献此剑给审讯的“东洋魔女”川岛芳子。并随之变节投敌,做起了“两面间谍”。对此情节,马汉三一直巧妙地隐瞒着,他人一无所知。戴笠还一直以为那把宝剑仍在马汉三手中呢!

日本投降时,马汉三刚好任军统北平站站长。他就在第一时间赶到川岛芳子住处,挖地三尺,终于找回了那把宝剑。失而复得,马汉三打算主动交还给戴笠,以掩盖献剑投敌的罪行。不想,戴笠到北平巡视,竟亲自提审了已被收押在监的川岛芳子。戴笠本想从她口中得到一些绝密的情报线索。不想为活命,川岛芳子主动交代了马汉三献剑投降的情节,戴笠大为震怒,他最恨那些对自己不忠的人。尽管马汉三一直是自己的心腹,但他已经有了这样不忠的行为,将其清理出核心圈子自然不会手软。

不过,在表面上老奸巨猾的戴笠仍不动声色,反而表示要重用马汉三。马汉三呢,自然非等闲之辈,他从戴笠出乎意料的过分平静和恩宠中察言观色到了潜藏的杀机。

先下手为强,后下手遭殃。马汉三演戏的功夫并不比戴笠差。他一方面把宝剑当面交给戴笠,表示完璧归赵;另一方面让自己的情妇兼机要秘书刘玉珠全程陪同戴笠,好见机行事。果然,好色如命的戴笠一见楚楚动人的刘玉珠,立即把对马汉三的怨恨忘到了脑后。

孰不知,色字头上一把刀,销魂之时往往就是魂断之日。

果然,就是那位有着华北督导员公开身份的床上尤物刘玉珠,在青岛陪同戴笠时,暗中在他乘坐的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。

一个谋杀过无数人的杀人恶魔,就这样被自己的部下用并不高明的手法谋杀了。

是一时失算?还是宿命如此?

戴笠死后,马汉三、刘玉珠即被军统秘密审讯并处决,可作为关乎其死因此种说法的有力佐证。

揭秘:戴笠受命蒋介石亲自暗杀多少重量级人物

六国饭店的枪声

1933年5月7日上午,一个打扮阔气的商人带着一个年轻、干练的随从住进了北平六国饭店。

这两个人别的房间不要,偏要住三楼。他们住下后,年轻人不时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,并假装不在意地向走廊两侧的窗子外看,时刻注意着各种动向。

中午12点刚过,年轻人紧张地回到房间,对中年商人说:“对面房间卫生间的窗户开了,里面有一男一女,男的五十多岁,高高的个子,下巴上有一绺长须。不知是不是?”中年人听后,假装有事,到那里走过一趟,回来后说:“不错,就是他。”“那我就干了。”年轻人说着,从包里取出手枪,张开机头,并下意识地瞄了瞄,然后,放下大褂的袖子遮住枪,就想往外走。

“你等一等,我下楼安排好汽车。”说着,商人急匆匆地走下楼去。

过了两三分钟,年轻人看看差不多了,便袖着手枪来到走廊上。从窗口看去,那个女的正在给老头系扣子。说时迟,那时快,他迅速端起手枪,屏住呼吸,“砰!砰!”对准那男的后心就是两枪。眼看着老头子倒在地上,女人撕心裂肺地叫起来,他转身就奔向楼梯口。

枪声震惊了人们,一群人迎面跑过来。年轻人一挥手枪,咬着牙喊道:“闪开!我在杀汉奸,没你们事。”乘那些人发愣的当口,飞快地跑下楼。这时,商人早把汽车停在门口,并打开车门等着他。

年轻人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汽车,车门没等关好,汽车已“呜”的一声,一溜烟开跑了。

“怎么样?”商人问。

“眼看他倒了下去。”年轻人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说。

“打了几枪?”

“记不清了,大概是两枪。”

原来,这两个人便是力行社特务处派去刺杀张敬尧的人。中年商人叫王天木,是特务处天津站站长。年轻人叫白世维,年方二十四岁,也是军校毕业,先后任抚宁县党务宣传员,兼临榆、抚宁民团教练官,后又任东北义勇军第二十七支队司令。他本不是特务处成员,但因与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关系密切,便推荐给华北区区长郑介民,执行这项任务。而郑介民又是受何应钦之命,布置这次暗杀的。

1933年,正是长城抗战后中日关系至为紧张的时期。自1933年1月以来,日军先后对热河、长城各口发动进攻,国民党军虽经激烈抵抗,但仍失陷热河和长城各口,日军并觊觎冀东。这时,新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得到情报,说日本侵略者准备利用孙传芳在天津、张敬尧在北平建立傀儡政权。这两个人,孙传芳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,张敬尧当过湖南督军,旧属较多,影响很大,一旦建立傀儡政权,对国民党威胁太大。于是,何应钦命令特务处华北区区长郑介民,找一个“忠实”的黄埔学生,暗杀张敬尧。这样,几经挑选,最后选中了白世维。

白世维受命后,即开始准备行动,郑介民还把自己的手枪摘给他,以示信任与鼓励。经过了解,得知张敬尧化名常石谷,住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三楼。东郊民巷是使馆区,其治安由各帝国主义轮流值年负责。当年正是日本值年,所以张敬尧认为住在这里极为安全。他找了个女人陪伴,每天要睡到中午12点起床,他的四个保镖下午一点到这里,保护他活动。这就给王天木、白世维造成了可乘之机,在张起身后、保镖来前动了手。

王天木、白世维乘车脱身后,换了衣服,埋好手枪,才向郑介民汇报。郑介民让陈恭澍派人去探听消息,得知张敬尧被击中要害,生命垂危。

当天晚上,报纸登出六国饭店常住客人常石谷被刺消息。次日,各报纷纷报道:在六国饭店被刺身死的常石谷,就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。据说,张敬尧被刺时,孙传芳由天津刚到六国饭店,听到枪声,知道不妙,跳窗逃入日本兵营,很长时间不敢出来活动。后来,他被侠女施剑翘刺杀。

有人以为,白世维刺杀张敬尧与戴笠无关。其实,关于张敬尧投靠日本人之事,就是戴笠命部下刺探得来的,而郑介民虽受何应钦之命布置,也必须经请示戴笠批准后才可行动。在刺杀重要人物上,戴笠是不敢自作主张的,他必然要请示蒋介石。而且,日本拉拢张敬尧,对蒋介石的统治影响甚大,所以,可以推断,刺杀张敬尧之事,也是蒋介石指使戴笠布置的工作之一。

杨杏佛喋血

1933年6月18日,距六国饭店张敬尧被刺仅一个多月,上海又发生了杨杏佛被乱枪打死的事件。

杨杏佛名铨,字杏佛,1893年生。江西玉山人。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,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。时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。

蒋介石之所以杀他,是因为对“中国人权保障同盟”的仇视。

“九?一八”事变后,国民党政府采取各种恐怖手段,对抗日活动变本加厉地予以镇压。“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,几为报章所习见。”正是在这种形势下,“中国人权保障同盟”成立了。

1932年底,宋庆龄、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了同盟。同盟宣布自己的任务是:“(一)为国内###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,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;(二)予国内###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,并调查监狱状况,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;(三)协助为结社###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。”公开竖起了人权的大旗,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做斗争。

同盟成立后,以宋庆龄为总会主席,蔡元培为副主席,杨杏佛为总干事,并在上海、北平设分会,积极开展有关活动。在斗争中,几件事引起蒋介石的极端仇视:

一是刘煜生被杀事。刘煜生是镇江《江声报》经理兼主编,因在该报副刊上登载爱国文章,被国民党当局以“鼓动###”的罪名逮捕,并由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封闭《江声报》,1933年1月,将刘煜生枪毙。同盟得知此消息后,即开会发表宣言,指出,“此种蹂躏人权、破坏法纪、黑暗暴行,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实质上北洋军阀毫无二致,也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。”并有力地揭露当局破坏民权的暴行。

二是营救###问题。1933年3月,共产党人陈赓、罗登贤、余文化、廖承志等被捕,为了营救他们,同盟曾组织营救###委员会,由宋庆龄、杨杏佛等人赴南京探望陈赓,要求释放,并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罪恶。同年5月,丁玲、潘梓年被特务秘密绑架,同盟组织了“丁、潘保障委员会”,进行营救。

这期间,杨杏佛身为同盟总干事,积极奔走各地,做了大量工作。

同盟的活动情况由特务部门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蒋介石那里。这不是专门和我作对吗?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,决定杀一儆百,以恐怖行动制止同盟的活动。但杀谁好?这却是个颇费踌躇的问题。杀小了吧,起不到恫吓作用;杀大了吧,宋庆龄是孙中山###,蔡元培是国民党###,杀了他们,我老蒋就别想有好日子过,莫说全国人民不答应,就是国民党党员就会把我吃了,何况,还有那么多反对派无时不在找我的缝隙下蛆呢?对,就杀杨杏佛。他是同盟总干事,除了宋、蔡,就是他大,而且他十分活跃,在国民党内有一定资历和影响,杀了他,可以起到恐吓宋庆龄、蔡元培的作用,又不会翻了自己的船。于是,1933年4、5月间,蒋介石对戴笠下达了“制裁”杨杏佛的指令。

戴笠受命后,即布置手下特务对杨的一切活动进行监视调查,并印发了杨的照片三百张,供特务们确认,以备随时动手。

杨杏佛当时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楼上,爱好骑马,在大西路雇人养了两匹好马,常常在闲暇时去大西路、中山路骑着蹓玩。戴笠得到这些情报后,即准备在大西路狙杀他,并命手下拟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,报给蒋介石。但蒋介石不同意,认为把他杀在租界以外,对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宋庆龄起不到威吓的目的,还容易引起各方指责,为政府增加麻烦。命戴笠一定要在法租界寓所附近进行,这样,对宋庆龄的威胁更大。

戴笠对蒋介石的命令,向来是不折不扣执行的。接到指示后,即亲往上海布置。执行这次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,他纠集了六个暗杀高手,对着蒋介石的像宣誓;不成功,即成仁,如不幸被捕,当即自杀,绝不泄露秘密。

1933年6月18日这天,天清气爽,又是周日。早晨8时刚过,杨杏佛身着骑马眼,头戴灰呢帽,与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步出庭院,准备乘汽车到大西路,再乘骏马出游。

这时,埋伏在杨家附近的特务们立刻紧张起来,只见赵理君打了一个手势,几个人便装作漫不经意地向中央研究院门口凑去。

中央研究院为杨杏佛备有两辆车,一辆是道奇牌轿车,一辆是纳喜牌篷车。监视的特务见杨杏佛携着儿子的手,边走边说什么,走近了轿车,立刻暗示特务们准备动手。可杨氏父子上车后又下来了。监视的特务以为杨杏佛察觉了,不再出游,刚想发信号,让特务们冲进去动手,却见杨杏佛领着儿子上了篷车。原来轿车司机不在,只好改乘敞篷车。

车子终于发动了。听到马达声,特务们都在大门外各自的位置上做好了准备。汽车刚出大门,暴徒们突然窜出,四支手枪同时从车的两侧向车上猛射,子弹雨点般飞到车上。

杨杏佛一听枪声、马上反应到有人要杀他。因为早在一个多月前,他就收到过恐吓信和子弹。如今到了生死关头,他自知难保,立刻将身体伏在杨小佛身上,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儿子。

特务们打了一气,见目的已达,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。这时,那辆汽车早已发动好了等着,特务们先后抢上,扬长而去。但一个特务慌乱中跑错了方向,等拐回来时,车已开出了一段距离。他一面追,一面喊:“等等我,等等我!”赵理君一看他还有好几丈远,而四面警笛狂鸣,租界警方马上就会赶到,已等不及这个特务上车了,又怕这个特务被抓泄密,便抬手给了他一枪,仓皇中未中要害,车已开足马力逃跑了。

却说那个特务完成任务,没想到反挨了自己人一枪,眼看巡捕包围过来,绝望中举枪自杀,结果负伤未死,被巡捕抓住,与杨氏父子一起送到医院。杨杏佛到了医院,便停止了呼吸。医生检查尸体,发现中了三枪,其中一枪打在心脏上。杨小佛腿上中了一弹,没有大碍。

那个受伤的特务被医生抢救过来后,向租界警方供称叫高德臣,是山东人,访友路过此地,在乱枪交射时被流弹打伤。戴笠听到这个消息后,十分惊怕,一旦供出实情,不用说我小小的处长,就连蒋委员长也脱不了干系,马上密派在法租界捕房任职的特务,带上毒药上医院。当天晚上,这个特务便“重伤不治”身死。20日晚上,戴笠春风得意地回南京,向蒋介石复命。

蒋介石暗杀杨杏佛,其目的是要恐吓宋庆龄、蔡元培等人,但结果却不尽然。事件发生后,蔡元培立即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向法院起诉,并致电南京政府,要求“急于饬属缉凶,以维法纪”。6月20日,同盟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杨杏佛先生入殓仪式。尽管特务们扬言在这一天要暗杀同盟其他领导人,但宋庆龄、蔡元培、鲁迅等人还是亲赴殡仪馆为杨送殓。宋庆龄在为杨杏佛被害发表的声明中愤怒指出:敌人“以为单靠暴力、绑架、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”,“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,杨铨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,再接再励,直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。”

然而,同盟还是停止了活动。从这一点来说,蒋介石运用戴笠这只黑手,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。

暗杀史量才

史量才,原名家修,1879年生于上海附近的泗汀镇。年轻时曾办过女子蚕桑学校,积极参加保路运动。中华民国成立,被任命为松江盐务局总监。史量才早年任过《时报》主笔,1912年买进《申报》,致力经营,迅速发展,使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,并增加了《申报月刊》、《申报年鉴》,俨然成为一报业托拉斯。以后,他凭借在新闻界的地位和实力,积极创办实业,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。

本来,史量才在1927年后,一度曾拥护南京政府。但“九?一八”事变后,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,一心要扑灭共产党,统一各地方实力派,并对人民的反抗采取恐怖手段进行镇压,在文化上实行法西斯统治政策,促使《申报》的态度迅速转向。他抨击国民党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,聘请爱国进步人士参加《申报》工作。如任用李公朴主持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,黄炎培主持设计部,并大量刊登鲁迅、陶行知、茅盾、胡愈之等人的文章。

考诸《申报》言论和史量才的活动,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蒋介石的忌恨:

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,支持民众抗日救亡运动。“九?一八”事变后,《申报》连续发表《国人乎速猛醒奋起》、《抗日救国运动中军人之责任》、《正告政府与国民》等一系列文章,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,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,指出:“我退至山海关,日人亦逼至山海关,设我退至北平,退至上海,退至南京,而日人节节进逼,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?”“毫不抵抗,一真若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,此种现象,实为我国家我民族之大耻!”“自今以后,国人亟应翻然觉悟,与其依赖政府,毋宁依赖自身,唯人民自身之力量,乃最真实乃最伟大,救国自救,最为有效。”“一?二八”抗战后,言论更加激烈。尖锐批评南京政府的“忍辱负重,暂时屈服”是“一片谎言”,“甚是别有用心”,揭露国民党“所谓共赴国难,亦正如放烟幕弹,使人民被笼罩于云里雾中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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