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二·九”一代那些勇猛而忧伤的年轻人

07-12 来源:奇幻世界 编辑:西红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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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二·九”运动之波澜壮阔大概是民国学生运动史上之最,它不仅指发生在1935年12月9日的示威游行,还包括“一二·一六”及1936年“三三一”等几次大型示威,一系列救亡学生运动,余波持续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政坛或学术界的中流砥柱,履历中大部分都有“一二·九”痕迹,如经济学家顾准,外交家龚澎、黄华,文学史家王瑶,科学家钱伟长,清华校长蒋南翔,北大校长陆平……1935年他们正在北平上大学,国家危亡之际,即使“书呆子”也受到感染,离开冷板凳走上街头。

学运高潮退去,青年领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。一位美国华裔科学家晚年说:“我是‘一二·九’那时候的学生。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,一点也不出色。真正出色的、聪明能干、崭露头角的,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。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,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!”“一二·九”之后奔向延安的清华1934级学生韦君宜感慨道:“他说的全是事实。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、受校长赏识的、考第一的,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。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,义无反顾。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。”无论治学从政,特殊的经历使他们一生带着理想主义色彩,与一般的政治家和学者气质不同。他们被称为“一二·九”一代。

北平学生或比中共中央先读到《八一宣言》

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,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东北,中国将亡国等传言纷纷。国内民族主义高涨,尤其青年学生,无不同仇敌忾渴望抗日。国民政府认为开战条件不充分,一味忍让,压制抗日言论,更不允许民众组织抗日活动。社会氛围压抑到极点,黑云压城。“到处都是干柴,你一点就起来”。“一二·九”爆发前后,中共在北平势力很单薄。大革命失败之后,华北地下党组织屡遭侦破,至1935年,北平不过有党员十来个,共青团员二十个左右。国民政府对高校管控严格,北大校址位于王府井附近的沙滩红楼,在当局眼皮子底下,中共不易渗入。清华燕京地处今天的西北四环,属于远郊,左翼组织得以发展。燕京有黄华、龚澎等,后来都成为周恩来手下外交干将。清华主要由中文系学生蒋南翔、历史系姚依林、地学系黄诚领导,他们皆是中共地下党员;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”,这句名言传诵全国,是学运的招牌广告语。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是蒋南翔的手笔。韦君宜说蒋南翔从不对人提起,“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作风”。

1935年夏秋,黄河泛滥,北平遍布华北和山东灾民,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示姚依林、黄敬等,发动进步学生,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,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搞学生工作串联各校。有学生从北平饭店一楼一位法国人开的法文书店中买到了《共产国际通讯》《共产国际半月刊》两本杂志,从中读到了《八一宣言》。进步学生组织立刻展开行动,一夜之间,教授学生起床都在门缝、脸盆里发现了一张《八一宣言》传单。《八一宣言》是王明在共产国际起草的,以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名义,号召停止内战,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,内容深得人心。1935年10月首次发表于巴黎报纸,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险阻刚刚抵达陕北落脚,11月下旬才和共产国际代表接上头,所以北平学生读到《八一宣言》也许比中共中央还要早。

“冷水冲散学生总比到使馆被敌人用机枪打好得多”

救灾工作完成后,赈济会1935年11月18日就地转化成北平秘密学联,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有了基本班底。《八一宣言》的传播为学运做了舆论准备,学联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。恰在此时,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“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”,宣布脱离中央。北大校长蒋梦麟、清华校长梅贻琦、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、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联合胡适、傅斯年等教授,联名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的阴谋举动。北平学联乘机发动各校学生起来行动,决定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新华门,向在居仁堂办公的何应钦请愿。

活动性质初定为温和的“请愿”而不是“示威”,因为学联对人数够不够展示“威力”尚且信心不足。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兆麟认为应该先统计一下人数,够800人就上街,学联党团书记、辅仁大学的彭涛是中共党员,他认为不必统计,直接上街喊口号,各校必有内应,一定能超过800人。彭涛意见占了上风,会议决定城外由清华、燕京率领,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,沿途发动其他学校。1935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常早,尤其是12月9日那天的天气,很多人回忆都用了4个字:滴水成冰。9日黎明,北平当局得到消息封锁了各校校门,并扣住燕京清华通往城里的校车。学生们翻墙出校,徒步16里走到西直门,清华燕京多富家儿女,很多人生平第一次走这么多路。军警早已把守在西直门、阜成门等城门,阻止学生进城。

城内已经沸腾,以东北大学为首,师范大学、女一中、镜湖中学、东北中山中学等校学生手臂挽着手臂,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来到新华门广场,提出反对华北成立“防共自治委员会”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6项要求。何应钦当天前往小汤山不在中南海,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参谋长侯成出面勉强应付,劝学生谅解政府困难,读书救国。学生哪里肯听,强烈要求开放西直门让清华燕京队伍进城,侯成推诿不应,现场情绪压不住了。东北大学总指挥宋黎等人商议后宣布,改请愿为示威游行。示威队伍由新华门出发,沿西长安街经西单、西四牌楼,途中辅仁大学、中国大学、汇文中学、十七中学、孔德中学等校加入进来。队伍到北大门前,高喊“北大恢复五四精神!”“北大起来!”由于策划游行的学联骨干中没有北大成员,北大事先没有接到通知。最先听到门外“叫阵”的历史系学生王德昭打响了红楼课钟,大批学生听到口号和钟声才知道出大事了,顺手扯床单写上标语,纷纷从教室和图书馆中涌出。

游行队伍越来越大,据“一二·九”的组织和参与者们回忆,行至王府井大街已达5000多人,河北监察区官方文件记载是1000多人,胡适称自己当时在现场旁观,见学生“人数不算多,队伍不算整齐”。在王府井,学生与军警发生了激烈冲突:平津当局调来消防水车,学生试图冲破封锁线,遭遇水龙喷射和棍棒殴打,冷水喷到学生身上很快结成硬壳,一些勇敢的同学冲上去抢夺水龙向军警反击,地上到处是冰碴和斑斑血迹……这一幕被写进历史教科书,写进小说《青春之歌》,在影视剧中不断再现。平心而论,平津当局在一二·九运动中并不算“血腥镇压”。据北平市长秦德纯记述,12月9日当天他接到日本大使馆武官电话,对方要求派日本宪兵出来维持秩序,秦德纯立刻拒绝,说“这件事我们地方可以负责”。秦德纯下令警察只能劝阻,不得使用棍棒等武器。燕京大学学生、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柯华回忆,学生进城路上被一大群警察拦住,领头的警察并不蛮横,只是反反复复说我也是奉上司命令,请同学们高抬贵手回学校,但学生往前“哗”地冲过去,警察也就散开了,毫无暴力行为。随着事态逐渐升级,军警开始使用棍棒镇压。王府井距离东交民巷一步之遥,日本使馆已经架起机枪,这是学生纠察队也侦察到的事实。用冷水喷射学生固然野蛮,平津当局的想法是,天寒水冷,一冲即散,总比让学生冲到使馆被敌人用机枪打好得多。学生在游行之前想到了1926年的“三一八惨案”,做了政府开枪的思想准备,惨痛的历史没有在他们身上重演,整个“一二·九”期间,没有一名学生被杀害。

国民党员学生也上街了

西直门外,清华、燕京、北平大学农学院等一千多名学生,从黎明站到黄昏,始终未能进城,至晚上5时左右只得郁愤返校。经过一整天斗争,北平城内外的热情都被调动起来了,各校相继选举成立学生自治会或救国会,发动罢课,没能赶上这次游行的学生都要求“再来一次”,北平学联也决定趁热打铁再掀高潮。殷汝耕冀东伪政权成立后,日方加紧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及南京国民政府施压,推动“华北自治”。何应钦与宋哲元一面与日方周旋,一面与蒋介石商议成立对日妥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。委员会原定于12月16日成立,消息传出,北平学联决定于这一天发起第二次示威。“一二·一六”游行与“一二·九”相隔一周,有充分准备时间,规模更大,组织更完善,多达万名学生参加。北大教育系学生陆平(1960年成为北大校长)回忆,“一二·九”北大是仓促上阵的,很多同学说“五四”北大走在前面,这回太丢人,“憋着很大的气”,下次一定要搞好。16日,全校90%的学生都出去了,校旗、横幅、标语、传单一应齐全。当时流行一种说法,北大学生思想自由,各有主张,如有3个人便无法意见一致。“一二·一六”却全体统一行动,左翼和中立的自不必说,连国民党员学生也上街了。

学联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,指挥学生化整为零,游行中遇到阻挠随时解散,待暗号响起又突然集结,军警四处出击也抓不到主力。遇消防水龙,则迅速冲上前用小刀割破水管,致使水龙无法喷射。城门依然关闭,清华燕京学生齐力撞断了西便门城门铁杠,汹涌汇入城内在天桥会师。宋黎架着北大数学系学生黄敬登上一辆破电车演讲,吸引大批市民。(黄敬原名俞启威,当时是李云鹤的丈夫,也是她的入党介绍人。“一二·九”时李云鹤已在上海改名蓝苹,不久与黄敬分手,后来去延安改名江青。)柯华回忆,下午5点左右宋哲元调来了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。这支队伍1933年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显神威,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就是为他们写的。大刀队内部的命令是只能使用刀背不能用刀刃,但刀背砍下来,学生也吃不消,许多人受伤。学生得到市民同情,人力车夫帮忙送学生去医院,开豆腐店的送来热豆浆,还有居民送来热水和大饼。天津、上海、南京各地学生得知北平学生游行,群起响应。武汉高校和中学几乎没有共产党员,进步教师和爱国学生不少,以武大为领袖,各校在武汉三镇游行示威,声援北平。

“学生们尝到权力的滋味,欲望恐怕难以满足”

1935年12月下旬,南方各校在当局和校方劝导下结束游行恢复上课,但北平在学联领导下坚持罢课。清华校长梅贻琦劝学生爱护学校,学生说:“校长啊,我们爱校但更爱国家!”清华中文系1934级学生王瑶回忆,闻一多让学生不要闹事,他和同学们一起用力跺脚表达抗议。北大学生会成立纠察队,戴着白袖章阻止想上课的老师和同学,一些理科同学被纠察队从实验室揪出来不许做实验,学运领袖们晚年回忆时也感到当时做法极端。化学系1933级学生姚震江回忆,纠察队特意派了文学院同学把守理学院,理学院同学把守文学院,“以免人熟拉不下脸来”。1936年1月4日早晨,纠察队学生爬上北大红楼钟塔,把打钟的绳子盘上去,不让工友敲响上课钟,被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制止。陆续有学生赶来上课,周炳琳招呼他们进教室,但都被纠察队阻拦了。不一会儿胡适到场,见状十分恼火,大叹“对牛弹琴”,学生齐声说“你才是牛”。半小时后蒋梦麟赶来,一怒之下冲上去撕姚震江的纠察队袖章,被姚推开,师生二人对骂“你打人”“你混账”。姚震江回忆,蒋梦麟气得浑身颤抖,胡适赶紧把他搀扶上楼去了。

北大历史系学生孙思白说,胡适有股拧劲,“对付学生上更直截了当”,不管学生怎样反对他,他永远长篇大论强调“读书救国”。在号召复课和提前放假的全体师生会议上,胡适自告奋勇上台讲话,学生在下面发出阵阵嘘声轰他下台,许多学生描述他当时的动作是“两手拽着挂在脖子上的长围巾的两端,一面说,一面舞”。20年前红透高校的超级偶像,此时已是“进步青年”憎恶的对象。不仅胡适,“五四健将”罗家伦、傅斯年也是坚定反对学潮的“保守”教授。“一二·九”一代在运动中打着继承“五四”精神的旗号,但“五四”一代已被他们抛在身后甚至唾弃了。外界历来认为北大以“五四”为光荣传统,盛赞蔡元培开兼容并包之风气,但蔡元培恰在“五四”之后一度辞去校长之职。他说:“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。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,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。”蒋梦麟受蔡元培之托接过了代理校长之职。他自述:“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,竭智尽能,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……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,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,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,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。”如果“一二·九”又把学术中心变成运动漩涡,是他绝不愿看到的。

很多青年参加革命,都是从唱歌开始的

北平学潮震动南京,蒋介石宣布于1936年1月16日召全国学校领导和学生代表“晋京聆训”,听取学生意见,告知政府处境和对日政策。北平学联认为“聆训”会使学潮平息,应该阻止这一活动,并决定按照中共北平市委指示,派学生南下农村宣传抗日救亡,与工农结合,扩大学运影响。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,进行投票,结果出乎学联领导人的意料,大部分学生赞成去南京“聆训”。执行主席郭明秋情急之下宣布休会,与黄敬等商量对策。会议再开始时,改变投票规则,不按人头而按一校一票重新表决,结果赞成南下宣传者占多数,决议通过。“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”兵分四路出发,清华男生组成了一个自行车队,副队长是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钱伟长。多年后钱伟长还对人津津乐道,他和夫人孔祥瑛是“一二·九”做的媒,他们是12月9日在街头游行时认识的。

南下宣传队的主要宣传方法是唱歌和演剧。对今天的年轻人提起“一二·九”,他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大合唱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,就有高校组织纪念“一二·九”的歌咏活动,逐渐成为传统,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大学中学都会在12月9日这天组织合唱比赛。“一二·九”的确与大合唱渊源很深。“一二·九”爆发之际,正值救亡歌咏运动发展至高潮,歌咏和“一二·九”互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救亡歌咏运动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,为重整文化宣传阵地,中共地下党联合进步人士,发起了一系列左翼文艺组织和运动,如著名的左翼作家联盟、戏剧家联盟、电影小组。音乐方面,聂耳、贺绿汀、任光、安娥、吕骥、冼星海等人创作了大量通俗的革命和救亡歌曲,《毕业歌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打回老家去》《松花江上》《大路歌》等即诞生于此时,至今还在传唱。这些歌曲大多先是作为电影配乐,借助银幕、广播传播,旋律朗朗上口,歌词充满爱国热情,很快流行开来。左翼音乐工作者从1935年开始发起救亡歌咏运动,深入群众组织歌咏团,更使这些歌曲红遍全国,几乎人人会唱,尤其是青年学生歌不离口,每逢聚会、集体活动,都会自发大合唱。

在游行队伍最前列执掌清华门旗的赵俪生晚年回忆“一二·九”时写道:“一定得提到‘歌’。真是歌之力量大矣哉!很多青年参加革命,都是从唱歌开始的……以我来说,朋友们一致说我是身上连一粒音乐细胞都没有的人,但所有这些救亡歌曲我都会唱,而且五六十年后,有时仍可引吭高歌,足见其时代魅力之大。另一首歌,其中有三句云: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,也唤醒了偏僻的大小村庄,这歌声给我们巨大的力量……的确如此。所以我们常说,抗战是唱歌唱出来的;又说,抗战胜利是救亡歌曲的果实。这些话听起来‘玄’,但其中的意思没有错。”

唱什么歌是很有讲究的,南下宣传团就因为对唱歌意见不统一发生了分裂。学生们在农村反复唱两首歌:东北义勇军传来的《时事打牙牌歌》和苏联的《工人歌》,其中有一些宣传共产革命的歌词,如“苏联本是共产国,自由平等新生活”,“生活像泥河一样流,机器吃我们的肉,煤烟涂黑我们的脸”等。这些歌词农民听不懂,燕京大学一支小分队提出,“赤化”宣传跟抗日有什么关系,不要再唱。左翼同学与之发生激烈争论,从国际形势辩到世界观价值观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最后,燕京小分队决定退出宣传团返校,黄华给他们送行送了十余里,和平分手。燕京新闻系的陈翰伯后来反思,现在看来当时唱这些歌确实不妥当,属于“左倾”关门主义路线残余。两个月后的“三三一”游行因为唱《国际歌》,又引发许多学生当场站起来退席,说此歌与抗日无关。

他们都老了,各自奔天涯

彭真在1949年纪念“一二·九”14周年时演讲道:“‘一二·九’的学生们好比一大把种籽,有的是生根结果了,也有一些人开了花没有结果,堕落了或者不知飘流到哪里去了。”“开了花没有结果”的,自然是指那些中途告别革命的学生。其实他们在其他领域也结出硕果。如著名的“一二·九叛徒”徐高阮,1949年随傅斯年去台湾,任职于“中央研究院”,成为胡适得力助手;王永兴师从陈寅恪,后来成为著名隋唐史和敦煌学专家;1935年12月9日打响红楼课钟号召北大学生游行的王德昭,1947年赴台湾任教,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;清华中文系王瑶在“一二·九”之后入党,但不久又脱党,转向学术,成为文学史家,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他到北大中文系任教,培养了钱理群、陈平原等学生。

还有一些人,并非彻底告别革命,但始终徘徊于组织之外,最典型如赵俪生。“一二·九”后期,蒋南翔曾启发他申请入党。赵俪生考虑了几天,对蒋南翔说,列宁曾批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,但在肃反时助他逃往西欧,感叹他是“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”。赵俪生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,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。“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,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。”从那以后蒋南翔就不再去找他了。赵俪生后半生在兰州大学执教,1958年划为右派,在农场劳改险些丧命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他培养了秦晖、金雁等著名学者。更多的“一二·九”骨干成为职业革命家,有的付出年轻的生命。很多学生回忆,“一二·九”的骨干都是高才生,是用功的学生,因为不用功在同学中就没有威信。何炳棣虽与左派学生数次冲突,但他承认政治活跃的同学中确不乏真正干才,比如黄诚,“手笔快,口才好”。黄诚参加了新四军,在皖南事变中被害。

每个群体的革命之路都是坎坷的,但理想主义的“一二·九”一代尤甚。延安整风运动中,“一二·九”被说成“国民党的红旗政策”,大批从城市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打为“特务”,包括韦君宜的丈夫杨述。1943年审干结束,蒋南翔上书中央,说用搞运动的方式审干和歧视知识分子干部是错误的。结果蒋南翔被发配到东北做宣传工作,直到1985年中央组织部才明确他当时提的意见是正确的。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,蒋南翔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校长,一心一意提高学校学术实力,为保证生源质量力阻工农兵大学生政策。当年的左翼学运领袖,被称为“老右倾”“老保守”,“文革”中被打倒。“一二·九”时清华女同学带头人孙兰(原名韦毓梅),后来成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,“文革”初期跳楼自杀。韦君宜在“文革”后知道她的死讯,写道:“我想起‘一二·九’运动,首先就想起了你。你的最后结局显然与当年的豪情壮志完全联系不上。”

1981年,韦君宜在杨述《一二·九漫语》的序言中写道:“什么人也都曾有过自己青春年少的时代,也曾‘常见男生追求女生,又看电影又滑冰’。而同时,它又告诉我们,年轻人如何自然而然地、英勇地走向斗争,抛开家庭,离开学校,舍弃生命……这老一代人究竟为什么这样坚执?这样受了无数的苦仍然踏实于共产党?……因为他们经历过这样的历史。”一切缘自1935年那个义无反顾的冬天,韦君宜在延安遭遇“抢救”运动后,把最初的美好写在诗中:“那好比一个暖热飞腾的梦(可怜那个糊涂梦)/北方十二月雷霆/给我们/闪一条迸火花的路径/前门大街抢水龙/门头沟去宣传矿工/……忘不了的是年青朋友/忘不了生物馆里的雄歌/生活像泥河一样流。/……也不是不知道/平安岁月 锦片前程/眼前放着 想拿就行/可是老高(注:高承志)说的好:/‘我们/是自觉的/给我们的阶级挖坟。’/眼睛上能看清/锄头上使狠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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