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雷不愿因划为“右派分子”改名出书

10-09 来源:奇幻世界 编辑:自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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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过一片残垣断壁,来到一座北京四合院前,红色的大门紧闭着。我敲着门,没有人开。正当我想走开的时候,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1983年9月,那天并不太凉,我穿着白衬衫,而开门者却穿着灯芯绒上衣,敞开的领口还露出毛背心。他个子矮胖,头发稀疏花白,门牙也脱落了。
 

他便是傅雷的好友、《傅雷家书》“代序”的作者楼适夷。他让我在沙发上坐定之后,来到门口亮处,戴上老花眼镜,很仔细地看了我的介绍信,脸上显出欣喜的神色。他用一口南方的“普通话”说:“哦,写傅聪的报告文学,好,好。”隔着茶几,他坐在另一张沙发上。

“傅雷?傅聪?”他自言自语着,用右手的中指敲了敲前额,仿佛要把往日的回忆敲打出来。我查阅过傅雷在1959年11月5日填写的履历表,在内中的“社会关系”一栏内,傅雷总共写了三位,即上海的朱人秀(傅雷妻子的胞兄)、周煦良和北京的楼适夷,足见傅雷与楼适夷关系之密切。
 

楼适夷沉思着,眉间的竖纹深深地皱起来。北京站的钟声,悠扬地传进小院。当时老人已经78岁。他记忆的闸门一打开,话便滔滔不绝。他谈起了老朋友傅雷,谈起孩提时的傅聪,谈起傅聪出走的经过,谈起在傅雷成为右派及傅聪出走之后陈毅副总理对他们的关怀……谈到悲戚处,他黯然神伤;谈到欣悦处,他仰天大笑。一个下午悄悄过去,我的采访笔记本上凝固了这位长者对往事的宝贵回忆……

楼适夷其人

楼适夷,集革命者、作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于一身,浙江余姚人,生于1905年,原名楼锡春,别名楼建南。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1928年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,加入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,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挣扎》《病与梦》,走上文学创作之路。1929年9月赴日本留学,主修俄罗斯文学。
 

楼适夷在1931年回国之后,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并参加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《前哨》和《文艺新闻》,同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。他与鲁迅有许多交往。1932年秋,奉党组织之命,他陪同一位“脸孔带有方型,有风霜之色,大约像一位乡村教师”的人去鲁迅家中。后来才知道,那人便是陈赓将军。

翌年,楼适夷被捕。在监狱中4年,他居然翻译了高尔基的长篇小说《在人间》。1937年出狱后,他时而在郁达夫手下工作,时而与叶圣陶一起编辑刊物,时而与茅盾共事,时而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共同办刊……那时候,他的流动性颇大,曾先后在福建、武汉、重庆、香港、上海工作。
 

解放后,楼适夷定居北京,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,出版翻译作品由他主管,而傅雷译作大都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所以楼适夷跟傅雷有了密切的交往。据傅雷保姆周菊娣告诉我,在傅雷家里,唯一一个非常随便、甚至半躺在椅子上高高跷起二郎腿跟傅雷聊天的,就是楼适夷。经过楼适夷的手,傅雷一本又一本译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傅雷是否曾拒绝改名?楼适夷给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傅雷、傅聪的故事,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,就是傅雷不愿因划为“右派分子”而改名的故事。那是在1958年,头上戴着“右派分子”帽子,爱子傅聪又远走异国,傅雷苦闷已极。就在这时,苦中加苦,愁上添愁:1958年。
 

傅雷把巴尔扎克的《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》译出来了,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,被束之高阁,从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,花费近一年时间,译出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。傅雷曾说:“思之怅怅——此书原系1957年‘人文’(即人民文学出版社——笔者注)向我特约,还是王任叔来沪到我家当面说定,寄出后又搁浅了……”

傅雷以译书为业,以稿费为经济来源。译稿不能出版,对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是原著有问题?不,他译的是法国文学艺术名著。是译文有问题?不,他的译笔是一流的。为什么不能印行呢?原因就出在他头上那顶大帽子。“改个名字,用笔名出书吧!”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傅雷提出这样的建议。傅雷一向淡于名利,改用笔名出书本也无妨。再说,这也并非无先例,周作人就改用鲜为人知的原名“遐寿”、别名“启明”为笔名出版著作。
 

然而,由于他是“右派分子”而要他改署名字,傅雷坚决不干。他认为,给他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,因戴帽而改署名字则更是错上加错。他宁可不出书,坚决不改名!根据楼适夷先生的回忆,我把傅雷坚持不改名一事,写入《傅雷一家》一书。然而,在1987年9月2日。

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吴德铎先生的文章《傅雷拒绝改名了吗?》,却说傅雷并无拒绝改名一事,要加以“纠正”:“从情节来说,这诚然是个很动人的故事,说明傅雷的耿直、顽强,大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风。傅雷的刚直不阿,世所共知(他的错划,原因也就在此)。但这个改名的故事,据我所知,并无其事。”
 

吴德铎先生的依据,是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海《文汇报》刊登整版图书广告,上面便印着傅雷的译作,“从《查第格》到《嘉尔曼》,全都列入”。不过,吴先生也承认,“这幅广告中,所有外国作品,都只列原作者名,不具中文译者名”。

“坐不改姓、行不改名”的傅雷

其实,人民文学出版社广告中所列的傅雷译作,都是傅雷被错划为“右派分子”之前出版的。为此,楼适夷先生1987年9月3日郑重其事亲笔写了三页信纸给我,详细叙述事情的经过,指出吴德铎先生“纠正者却是错误的”。信中说道:全国解放后,傅雷译书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。
 

我(19)52年在东北抗美援朝部队由中宣部调令回京进人民文学出版社,即亲赴上海,与傅雷订约,其译书全归“人文”出版,并作为特约译者,预先经常支付优厚稿费,以保证他的生活,到“文革”他逝世时止,出版社支付是他唯一生活来源。(19)58年被划为“右派”后,除过去已出之书照常重印外。

照规定“右派”不能出书,我们请示中宣部(当时是周扬和林默涵),据指示要傅雷继续译书,但新出书须改名,此事由社总编辑室主任郑郊洵同志去函商量,傅雷回信拒绝。是出版社内部商定,一面仍请译书,并按规定支送稿酬,一面将稿压下,准备他摘帽后出版,这样积稿的,即有《幻灭》等稿,是后来出的。
 

不出新书,是照上级指示办事,照样请译并予支付,则为出版社自定办法。故(此处似漏“要”字——笔者注)傅雷改名,是实有其事,为此事我在“文革”中成为重要罪名之一,《文汇报》一文作者,仅在报上见旧译重版广告,断定无拒绝改名之事,是错误的。

2014年12月,笔者偶然从孔夫子拍卖网上,见到拍卖郑郊洵在1966年6月29日所写的大字报底稿《楼适夷,你与老右派傅雷是什么关系?》。文中写及,在傅雷成为“右派分子”之后,楼适夷跟傅雷“仍然拉拉扯扯,书信来往频繁,他在北京教书的另一个儿子也经常到你那里去。
 

1958年他竟敢猖狂反扑,表示他坐不改姓、行不改名,出版社要出他的书还要用他的臭名‘傅雷’,也是他公然给你写信提出的”。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的郑郊洵,也是当事人之一。在“文革”初期所写的大字报,其实也印证了傅雷“坐不改姓、行不改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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